那个时候，惟一让我觉得有精神压力的是去上海探亲。 

　　每年暑假，我的出现总会让娇小玲珑的上海街坊四邻大为兴奋：“侬看格小囡，模子老大，样子交关好。”翻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，你看这个小女孩，块头真大，人长得真不错。 

　　天知道，我那会不过是个一脸baby fat，胖乎乎的小女孩而已，被他们大呼小叫地称赞一番，我真觉得自己该痛下决心减肥了。 

　　真正减肥从大四开始 

　　我真正开始减肥是在1992年大四寒假过后。 

　　我失恋了，那真是天塌下来的感觉。生活还能不能继续我不知道。我一边复习准备考托福到国外留学，立刻离开北京这个伤心地，一边开始狠命地节食。那股狠劲让我第一次在自己身上看到了所谓的毅力。 

　　现在回忆起广院的食堂，我总是忍不住要流口水，但凭良心讲，当年饭菜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。我每天不知是在和谁发狠，早餐只吃一个煮鸡蛋。中午永远买又便宜又难吃的豆腐泡炒肉片，而且只吃豆腐泡，肉连碰也不碰，米饭更是数着粒吃。这样做，既省钱又节食，一举两得。 

　　吃过午饭，我也不休息，一个人跑到教室去做托福习题。到下午4点左右，我的肚子开始造反，我通常会吃一个水果，再接着做英文作业。晚上是最难熬的，肚子饿得叽里咕噜地，人怎么也睡不着。

　　这样一来，日子倒好过了不少，我每天的精力都花在了托福和饥饿的问题上，心里的伤痛也就淡了许多。为什么开始减肥我不知道。从心理学的角度，这也许是疼痛转移法吧，把心灵的伤痛转移到肉体上，最艰难的时刻也就挺过来了。 

　　两个月之后，我的体重从110斤跌到了90斤。 

　　从此，瘦，成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。 

　　1993年和1994年，是我最不开心的一段时间。吃，成了我那个时期排遣内心苦闷的惟一方法。 

　　花，是我高中同班同学，我当年患难与共的朋友。难得她也正经历着生活中最彷徨、最不如意的时刻，于是我们两个人找到了共同兴趣：吃！ 

　　东四十条的必胜客，那两年，我们每周至少光顾一次。两个女孩子，却要点一个厚厚的至尊Pizza、两份沙拉、两大杯可乐，然后，互相鼓励着，一口一口吃到撑得连站都站不起来。 

　　那一阵，我们两人的体重都在飞快地上升。更可怕的是，我们常常善意地麻痹对方：“你不胖，你一点都不胖。来，你再多吃一块Pizza吧。” 

　　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，萨马兰奇在蒙特卡罗宣布结果的那个晚上，花从亚太大厦早早下了班，我们一起去长安商场旁边的麦当劳买了两个巨无霸汉堡包、两大份薯条、两大杯奶昔和两个苹果派，然后兴冲冲地来到我家，只等北京获胜的消息传来，就大吃大喝庆贺一番。

　　没想到，萨马兰奇无情地念出了悉尼的名字，我和花都难过地大哭了一场，这其中，也颇有些借题发挥之意。哭过之后，我们将满满一桌的麦当劳快餐消灭得干干净净。